不高兴，吃苦的只会是你的宝贝儿子。”对方保持着平稳的声调，缓缓地说：“你当然可以不相信，不过，这样子你便没机会再跟儿子见面了……啊，我说错了，应该是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便没机会再跟‘活着的’儿子见面。为了表达诚意，我有一份礼物送你，放在南氏大厦正门外的街灯灯柱下，你不妨先去领取，到时再决定是否联络丈夫吧。”
对方话音刚落，电话便被挂断。夏淑兰脑袋一片混乱，无法了解这是什么情形。她丢下电话筒，在住所里大叫着儿子的名字。她冲进儿子的房间，看到空无一人，再走进洗手间、杂物房、书房，客房、厨房、保姆liz的房间，可是不见儿子的踪影。偌大的房子里，就只有她自己一人。
时钟的时针指著十二和一之间，分针指著五十分的位置。平日这个时间，儿子该坐在饭厅的长桌上，吃着liz烹调的午餐。虽然儿子个性内向，就算对着父母也鲜少露出笑容，但他在餐桌上总会津津有味地大口吃着午饭。夏淑兰和丈夫在香港住了快三年，仍然吃不惯中菜，但儿子反而很快适应，更特别喜欢liz弄的豆腐汤，夏淑兰望向冷清的餐桌，感到一股难以言喻的不协调感。
是恶作剧吗？
在这一刻，她仍认为“绑架”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自己和家人身上。
她回到电话旁边，提起话筒，翻开一旁的电话簿，找寻一个她很少拨的号码。
“九龙塘英童学校附属小学校务处……”她默念著名字，再拨出那名字之后写着的一串数字。
“英童学校小学都校务处。”电话彼端传来一把女声，英语十分标准。
“你好，我是4a班夏雅樊的母亲。”夏淑兰没有拐弯抹角，直接问道：“请问夏雅樊是不是仍在学校？”
“夏太太您好，所有班级都已经下课了啊。因为考试周已完结，今天是课外活动日，同学们在十一点半已提前下课了。雅樊同学仍未回家吗？”
“是……是的。”夏淑兰犹豫着该如何应对。
“请您等等，我替您接一下4a班班导。”
在等候转接时，夏淑兰瞧着客厅时钟的秒针。秒针就像跑得比平时慢，十数秒钟的光景，却像几个钟头那么久。
“您好，是夏太太吗？我是沈老师。”
“请问雅樊已经离开了吗？”夏淑兰焦急地问。
“他在十一点半已离开了，我亲眼看着他离开校门的。他还没回家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夏淑兰语气中带点苦涩，说：“你有没有看到他跟同学们一起？他会不会跟同学们一起去玩了？”
“我记得有几位同学找他说话，但他摇了摇头，那些同学便早一步离开，依我看，他是拒绝了同学们的邀约……”
“平日来接他的保姆也不在吗？”
“咦？啊，好像有看到，但又好像没看到……”沈老师顿了一顿，似乎在努力回忆当时的情况，只是下课时校门挤满人，自己的学生还能够记得，要记住其他面孔便有点困难。“雅樊同学未回家，会不会是保姆带他去了某处？”
“不，如果是的话，她会先告诉我，或是留下字条……”因为工作关系，夏淑兰跟保姆和儿子的作息时间经常不一样，有要事会利用字条留话。
“这样啊……如果您担心的话，打电话到警署备案会不会较好？”
夏淑兰想起那男人的话——“如果你报警，我也会杀死他”——连忙嚷道：“不、不！这……这太小题大作了，毕竟才一个钟头而已，我想他可能跟保姆去买东西之颓，麻烦你真不好意思。”
“啊，这也对。如果您有需要，请再打电话给我，我今天直到六点都在学校。您们家在……”电话传来翻页的声音：“……南氏大厦，跟学校很近嘛，万一有什么事情请告诉我，我能在十分钟之内赶到。”
夏淑兰猜想，对方正在翻阅学生通讯册。她为免对方再提报警，于是寒暄两句，答谢对方后便匆匆挂线。
放下话筒的一刻，夏淑兰感到旁徨。她一方面感到惭愧，因为工作关系跟孩子日渐疏离，连今天是课外活动日也不知道，另一方面对这个毫不现实的情境感到陌生，她六神无主，不知道这时做什么才正确。是要打电话给丈夫吗？还是再打一次电话到学校，请老师帮忙？
她想起早上回家时，在玄关遇上儿子的情形。雅樊似乎比平时高兴，他一向上学时都有点不情不愿的，有时更会闹别扭，但这天早上雅樊表现得很雀跃。顾名思义，课外活动日就是以活动为主的学校节日，学生不用在课室上课，改到操场或活动室参与不同的项目，例如运动竞技、电影欣赏、音乐表演之类。夏淑兰一直以为儿子对这些活动没大兴趣，但回想起雅樊早上的笑靥，她不禁觉得自己没有做好母亲的职责。
夏淑兰提起电话筒，打算打给丈夫之际。霍然想起那个男人挂线前的话。
——“我有一份礼物送你，放在南氏大厦正门外的街灯灯柱下，你不妨先去领取，到时再决定是否联络丈夫吧。”
虽然手指在电话转轮上已拨了两个数位，夏淑兰还是放下话筒，走出阳台。阳台正对着大厦正门，可以看到下方的露天停车场、园圃、围栏，以及围拦外的大街，如果灯柱下放著什么，在阳台也能看到。
从室内走出室外，阳光令夏淑兰睁不开眼，几秒后才适应那猛烈的光线。她撑著栏杆，探身往外，仔细察看街上的灯柱，当她的目光移到围栏正门外右边第二根灯柱时，她不由得深深抽了一口气。
灯柱下有一个咖啡色的瓦楞纸箱。
本来，夏淑兰还有一丝“这是恶作剧吧”的想法，但那纸箱把这想法从她脑海中驱除。南氏大厦位于九龙塘的高尚住宅区，街道一向整洁，既没有小贩，也没有工人。她住进南氏大厦这三年间，从来没看到附近街上有人遗下杂物。
夏淑兰赶紧穿上鞋子，连大门也没有上锁，直奔出去。她按动电梯按钮，电梯却迟迟没有反应，她便往楼梯跑过去。夏宅在南氏大厦七楼，夏淑兰一步跨几级，不到一分钟，她已来到街上。
她经过一楼玄关时，管理员正奇怪她为什么衣衫不整、发鬓凌乱、气喘如牛地跑出去。她站在灯柱前，看到那个瓦楞纸箱。那个箱子长、宽、高只有二、三十公分，大概可以放一个小号的皮球。纸箱没有用胶布对死，盖子只是交叉亘叠，夏淑兰仔细看了看箱子四边，四边都没有写上任何文字，只是一个光秃秃的纸箱。
她战战兢兢地用双手提起箱子，然而一提之下，却发觉箱子意外地轻，感觉上箱子里根本没有东西。因为这个重量，夏淑兰的戒心稍稍降低，她大著胆子以左手捧著箱子，再用右手掀开纸箱盖。
对一般人来说，箱子里的东西并不吓人，但夏淑兰看到，顿时陷入歇斯底里。箱子里有两件东西，最先抓住她的视线的，是一件衣服——那是一件满布污垢、还有零星血迹的淡绿色衬衫。
那是英童学校附属小学的校服。
而放在那件皱巴巴的校服之上，有一撮用绳子扎紧、五公分长的啡红色头发。
那发色跟夏淑兰头上的一模一样。
夏雅樊五官和个性都跟父亲相似，唯独发色还传自母亲，保留了塞尔特人血统的特徽。
夏嘉瀚丢下工作，驾车回家期间一直心绪不宁。
他很清楚妻子是个冷静的人——身为护士，面对濒危的病人也得冷静应付——所以当他从电话听到妻子号啕大哭，说孩子出了事，要他立即回家，他便知道情况一定很严重。
就是因为他知道情况严重，才不得不放下工作，向上司请半天休假。换作平时，他一定以工作为先，在电话打发妻子，下班后才回家处理。
夏嘉瀚是个拥有强烈责任感的人，而他的工作，正好需要这份责任感。
他在香港廉政公署任职调查主任。
夏嘉瀚是英国人，本名是graha hill，当他来香港工作时，一如其他洋人，给起了一个中文名字。他一直觉得这有点可笑，他明明是一个不懂中文的老外，却有一个中文名字，而香港的本地华人为了赶时髦，往往替自己改一个洋名。像儿子的保姆梁丽萍，英文名叫liz。可是她却不知道这是elizabeth的缩写，liz刚到夏家工作时夏嘉瀚便常常叫她做elizabeth，对方却一脸茫然，说明后双方才发现这个小误会。
而更可笑的是，因为中文姓氏中没有近似的音译，“夏”的粤语发音是“ha”，跟“hill”其实不大相像，有些同僚会称他做“rha”。夏嘉瀚觉得，自己和妻子变成”r＆rsha ，l，每天却喊著华人保姆的洋名，香港真是片古怪的殖民地。殖民者渐渐跟本地人同化，被殖民者在生活和文化上却愈来愈像外来人。
他的妻子叫stel。因为中文名字通常只有单音节或双音节，于是取了个不大相像的名字“淑兰”。儿子alfred也一样，起了名字叫“雅樊”，而他自己的“嘉瀚”似乎是三者中跟原名发音最相似。替他们起名的人一再保证这些都是漂亮吉利的名字，夏嘉瀚倒没有在意，因为他不是个迷信的人，他一直相信，中国人那些“风水术数”，只是一些没有科学根据的玩意。
他深信人要得到幸福，便得靠自己的双手争取。
夏嘉瀚在一九三八年出生，儿时经历了二次大战，成长于英国最反复的年代。毕业后投考员警，在伦敦员警厅工作，在同事介绍下认识淑兰，二人结婚组织家庭，婚后第三年雅樊出世，就是很“正常”的一个英国公务员生涯。当时夏嘉瀚猜想，他大概会继续这种“正常”的人生，工作至退休，然后跟妻子在近郊找个平静的小镇安享晚年，节口时跟儿子和孙儿玩乐。可是他错了。
淑兰是位护士，婚后仍然工作——夏嘉瀚知道妻子是个很要强的女性——但在孩子出生后，淑兰还是辞职，专心在家照顾孩了。夏嘉瀚为厂让家人有更丰裕的生活，以及弥补妻子辞职后灭少的收入，他将多年累积的财产投资住房屋市场。由于他的信贷纪录良好，加上公务员的身分，从银行
借贷买房子，再放租赚钱没有任何阻碍，而他自己也计算过，如果房价持续上升的话，他甚至可以提早退休，亦不用为儿子将来上火学的学费烦恼。
问题是英国经济突然陷入衰退。
四年前，即是一九七三年，英国房市逆转，大量信贷银行陷入财务漩涡，面临破产，而同时出现的石油危机、股灾和滞涨更是雪上加霜，令英国经济短期复苏无望。夏嘉瀚因为一念之差，没有及时将手上的搂房脱手，结果因为租户潜逃，他无法供款，物业被银行贱卖，财产一夜间全都蒸发，更反欠银行一笔不小的债务，为了还债，妻子重操故业，可是因为全国失业率高企，薪水不如从前。百物腾贵，每月偿还部分债项后收入不敷应用，头几个月两夫妇还互相勉励，认为假以时日问题便能解决，但时间一久，两人发觉清还债务的日子遥遥无期，忍耐力逐渐磨光，不时因为琐事闹脾气，偶然大吵一顿，六岁的儿子亦察觉气氛有变，性格渐渐变得内向，笑容不再像以前整天挂脸上。
在夫妇二人快被生活逼得发疯时，夏嘉瀚在报章看到一则广告。在远东的香港，殖民地政府刚成立一个叫“廉政公署”、专门打击贪污的执法部门，招聘各地有经验的执法人员。一级调查主任月薪有港币六至七千元，折合约六百英镑，这比夏嘉瀚的月薪高上一大截。而且，广告还注明提供不少福利和津贴，于是夏嘉瀚跟妻子商量后，决定试试转换跑道。因为夏嘉瀚在伦敦员警厅有丰富侦缉经验，面试后不到几天便收到应聘通知，一家三口整装待发，准备离开熟悉的故乡，到亚洲一个陌生的城市工作还债。
夏嘉瀚和家人之前对香港不甚了解，只知道是有一百年历史的英国殖民地，邻近葡萄牙管治的澳门，因为决定到异地生活好一段时间，他们才去增加认识。对他们来说，香港的地名和街道名字很拗口，而且夏嘉瀚在阅读书籍时发觉原来这片“殖民地”有部分并不属于联合王国——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是割让给英国的占领地，但新界只是租借，租约在一九九七年到期，英国不可能在一九九七年后将香港切成两边，保留港岛和九龙的管治权，将新界还给中国，而问题仍未解决，两国政府未有定案。夏嘉瀚读到此处，便觉得香港不过是一片借来之地，今天他到这城市工作，跟其他英国人一样，只是在别人的土地上讨生活而已。
一九七四年六月，夏嘉瀚带同妻子和儿子远赴香港。为了尽早还清债务，妻子夏淑兰在九龙医院觅得一份工作，院方认为她的护土经验非常值得本地护士学习，所以待遇亦相当不错。香港廉政公署替夏嘉瀚办好不少迁居的繁文耨节，最大帮助的，是提供夏家一间政府宿舍。位于九龙塘的南氏大厦是高级公务员专用的宿舍，单位宽敞，设计接近英国的高级公寓，令来自欧美的人员不会因为居住环境落差太大而威到不安。虽然不是独楝房屋，但宿舍附近的环境优越，治安良好，在南氏大厦旁边各楼宇居住的，不是本地的大老板，便是在外资公司工作的高级员工，或是调职香港的外国企业菁英分子。
孩子的教育本来也是夏嘉瀚夫妇担心的问题，他们当初考虑来港，几乎因为这一点而却步。对夏氏夫妇来说，到异地工作五年、十年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毕竟形势比人强，自己欠债便不得不认命：但对小孩子来说，童年的生活环境、学习阶段都很重要，他们担心在香港找不到好的学校，孩子没办法结交朋友，大大影响他的成长。夏嘉瀚写信给在香港居住的友人，查问教育水准和素质，对方热心地寄了一大叠学校资料和招生章程给他参考。在读过资料后，两夫妇稍稍安心，因为他们知道香港教育制度跟英国接轨，而且有好些专门招收欧美学生的学校，课本、作业、教学语言、甚至家长通告等等全都使用英文，英国小孩在香港念书，跟在英国并无太大差异，他们为儿子选择了住住所附近的学校，校园虽然不大，但老师和职员都能说流利的英式英语，态度热心亲切，给予夏嘉瀚和妻子相当大的信心。
在香港三年，夏家省吃省用，努力储蓄，香港政府给予的津贴和福利亦比夏嘉瀚想像中多，加上加班费以及妻子的薪金，本来以为要三、四年才能还清的债务，意外地两年便解决了，近一年还能存上一笔可观的积蓄，因为过去的惨痛教训，夏嘉瀚夫妇学懂了“积谷防饥”的道理，他们不敢将钱拿去投资，大部分拨到银行的定期存款帐户，赚取利息。
夏嘉瀚打算在香港多工作一段时间才返英，一来薪水优厚，二来，香港的经济情况竟然比英国本土好得多，他每天读报，看到家乡的社会新闻都不禁摇头叹息。英国这几年间失业率完全没好转，超过一百万人失去工作，劳资纠纷不断，工会罢工示威无日无之，曾几何时，英国有着“日不落帝国”的强悍称号，如今居然被讥讽为“欧洲病夫”，沦落到跟十九世纪的土耳其帝国混为一谈，夏嘉瀚既感到荒谬，又感到泄气，当然，他还有一点庆幸，还渡重洋来到东亚这个小城市，只花两年便令家庭的财务重回正轨，如果待在伦敦，搞不好因为金钱问题弄至离婚了。
当然，丰厚的薪水代表着工作并不简单。
刚就职时
，夏嘉瀚被工作内容、案件数量吓一大跳。廉署成立之初，每天都收到大量匿名举报，而且大部分都是投诉政府部门的贪渎事件。案件不一定很严重，涉案金额不见得庞大，但范围之广、程度之深令夏嘉瀚讶异。小贩每天都要付几块钱给巡逻警员，称为“茶钱”：在公立医院住院留医，如果不“打赏”负责杂务的女工，病人便会被置之不理，不会得到合理的服务。几乎所有公营部门都有类似的问题，夏嘉瀚便明白，香港政府成立廉署是有迫切的需要，否则当社会愈繁盛，这些小贪便会演变成大贪，蚕食社会制度，到时再处理便为时已晚。
对半个中文字都不认识的夏嘉瀚来说，这工作尤其困难，某些调查涉及本地文化和习俗，他初接蜀时更觉得一头雾水，然而，廉署聘用他是看中他的工作经验，让他领导一批经验不足的本地新人，学习调查、掌握证据、以符合司法程式的搜查行动令行贿贪污的人被送上法庭。廉署成立之时，在香港最具有侦缉经验的当然是皇家香港员警队，但是警队贪渎情形错综复杂，警员都是被调查的对象，廉署只好另觅新人，重新培训，这便是夏嘉瀚受聘的主要原因。
这三年间，夏嘉瀚的工作充满挑战性。
香港警队的贪污问题，一向十分严重。因为是跟罪犯直接交手的部队，员警涉及贪污，便直接构成治安问题。香港从开埠时期起，罪犯和黑社会利用金钱“疏通”，令执法人员开一眼闭一眼已是惯例，任何不法勾当，只要付得起钱，便能一一解决，员警扫荡非法赌场、色情场所、毒贩巢穴，目的并不是要肃清罪恶，而是收取黑钱。歹徒付过款，便等同买了通行证，警方在一定时期之内不会再骚扰。罪犯们为了让警员们可以向上级交差，通常每隔一段时间便安排一些自愿坐牢的同党，连同证物“送给”被收买的员警，当然他们上缴的毒品、赌款，远不及实际流通使用的数量，不过是九牛一毛。因为前线警员没全力履行职务，警队核心的高级人员都蒙在鼓里，他们不知道某些社区治安日坏，满以为地区警员已尽力打击罪恶。
加入警队，成为组织的一分子，即使是正直的人，也不得不低头，警队里有一个说法——
“行贿”是一辆车子，小队收到钱，你可以“上车”，给你分一份：你不愿意同流合污，便不要收贿款，但也不要多管闲事，这叫做“跟车跑”；如果你硬要向上级举报，便是“站在车子前”，你只会被车子撞倒、辗过，害自己遍体瞵伤，任何不自量力的家伙，想阻止这辆车子，就算不被整治，也很大机会给投闲置散，在警队里被孤立排挤，当然更别奢望有任何晋升机会。
警方内部本来有反贪污部，但由于反贪污部也是由警员组成，与其他部门关系千丝万缕，成效自然不彰。廉政公署便是为了突破这困局而成立，直接隶属香港总督，以独立身分调查所有涉贪的人物和部门。
夏嘉瀚在任职第一年已检控了不少受贿的警员，和同事合力揭发不少隐藏于台底下的交易，第二年开始发现更多涉及较高级警员的案子，例如医长统率部下一同贪污，包庇罪犯。廉署调查案件时十分谨慎，他们必须分辨贪污指控是事实还是诬告——有些罪犯为求减刑，往往以能提供“黑警”情报做借口，廉署的调查员便要反复核实该指控有没有根据。夏嘉瀚虽然不懂中文，但他曾说“全世界的流氓都差不多”，犯人是否说谎，证供在细节上有没有矛盾，他都心里有数。
目前，他所属的调查小组接手一宗案子，本来他以为内容跟以往见过的差不多，却渐渐发现规模比以往任何一起案件更大。
事件追溯至去年春季，即是一九七六年四月，政府工商署?缉私队在西九龙油麻地果拦?附近一楝大厦搜出毒品，拘捕一名美籍混血儿及数名人士，控以藏毒罪，四个月后，警方接连扫荡全港二十三个地点，检获一批价值两万多元的海洛因，拘捕八名嫌犯，包括涉嫌在果栏一带贩毒的集团首脑，嫌犯在候审期间主动要求跟廉署人员会面，声称要揭发执法人员集体贪污，而在上个月犯人被定罪后，正式成为廉署的控方证人，协助调查相关的贪污案。
犯人要揭发的，便是警务人员收贿，容许他们在当地贩毒的交易。
犯人以金钱换取员警“放生”，经营一年后，不料被工商署逮捕，而工商署的调查迫令警队正视事件，涉贪的警员在上级压力下无法干预，导致犯人落网，犯人对此深深不忿，明明已交付大笔贿款，到头来还是躲不过牢狱之灾，于是决定来个玉石俱焚，要教训那些收了钱但“办事不力”的员警。
贩毒集团保管了帐册，记录了详细的行贿名单，包括警员和中闻人，不过帐册全都用上暗号，而且犯人“派片”——“交贿款给警员”的黑话——时只约略知道对方的职级和所属部队，要明确指认涉案的警员，得花上大量工夫。廉署的调查员必须确保对方指出的警员没有任何案情上的矛盾，能成为法庭认可的证供，夏嘉瀚便要仔细检查案件中所有人物关系、贿款流动过程。虽然他看不懂帐册中的中文，但同僚的档以英文写成，他便以类似辨识符号的方法，深入挖掘事件的真相。
久而久之，他渐渐认得某些中文字，只是这对他日常生活毫无帮助，因为帐册中全是暗语，像“本c”代表“油麻地警署刑事侦缉部”、“老国”代表“九龙总区特别缉毒队”、“e”代表“巡逻车”等等。为了熟习这些鬼画符似的汉字，夏嘉瀚甚至把档和帐册副本带回家，在公余时继续埋头研究，当然他也知道这些是敏感资料，平日塞进保险柜里，连妻子都无法过目。
?即今天的海关。工商署职责包括侦缉走私货物，同时亦有侦楼贩毒、违毒等檀力。
?油麻地果栏：位于油麻地的水果批发市场，自一九二二年起已开始运作，至今天仍然是香港和九髓市区水果批发、竞投、交易的集散地。
然而，当调查愈久，他便知道事件牵连愈大。
这起集体贪污案，并不只涉及前线的警员和警长，根据污点证人的口供和帐册内容，受贿的执法人员包括总区甚至总部的人物，甚至有督察级或以上的干部。夏嘉瀚和同僚们发现，这跟以往地区警员收“茶钱”的小案很不一样，一旦动手，便会揪出几百个员警，把整个贪污集团连根拔起。
廉署低调运作了三年，似乎就是为了迎接这一场战争。
然而，即使廉署的保密工夫再好，世上没有能包住火的纸。在果栏贩毒案的首脑被捕后，警队已传出“廉署要对警队开刀”的谣言，而且，廉署成立后不时调查警务人员，双方关系势成水火，廉署认定警队里百病丛生，所有警员都有贪污嫌疑，而警队认为廉署矫枉过正，动辄想把看不顺眼的警员踢进监仓，要他们跟被自己一手抓进狱中的犯人为伍。
正因为这个缘故，当夏嘉瀚回到寓所，从陷入恐慌的妻子口中知道情况后，他感到震惊之余，同时对应否报警踌躇不决。
那件染血的校服、那撮儿子的头发，令他知道绑匪不是闹著玩。身为执法人员。他当然知道听从歹徒所言，不报警独自处理是最愚蠢的做法，因为无论肉票的家人报不报警，匪徒收赎金后故人的机率也一样，不过是一半一半。要跟绑匪周旋，尽力救助人质，有警方作后盾是最保险的做法，夏嘉瀚在英国时见过警方在千钧一发问救出肉票的案子，歹徒本来打算收赎款后杀害人质，幸好警员成功跟踪取赎金的犯人，找出对方的巢穴。
然而，他不知道向警方求助，负责的警员发现他是廉署人员，会不会敷衍了事——不，敷衍了事还好，最怕是公报私仇，有意无意间作出妨碍，害儿子丧命。
他呆在电话前，内心不断挣扎，妻子夏淑兰在他身后无力地瘫倒沙发上，捏著那撮头发，不住哭泣。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时钟指标指著下午一点三十分。夏嘉瀚瞧着那件脏兮兮的校服，联想到儿子被歹徒剥去上衣，现在衣不蔽体、被关在某个黑暗的房间担惊受怕，终于立定主意，提起话筒。他知道，即使警方跟廉署有嫌隙，这一刻，他只能向皇家香港员警求助。
他根本没有选择。
“阿头，这回你亲自出马啊。”在狭小的车厢里，负责开车的阿麦头也不回地说道。
“绑架案分秒必争，肉票命悬一线，当然要咱们‘大帮’出动嘛。”关振铎还没有回答，在他身旁的医长老徐插嘴说道。
三十岁的关振铎不置可否，只象征式地微笑一下，把视线放回车窗外，关振铎任职九龙区刑事侦缉部，年初从督察晋升至高级督察，几年间侦破不少案件，效率奇高，被上级重视。督察在香港俗称“帮办”，高级督察便被叫做“大帮”?，在分区任职侦缉督察已是不少探员的目标，而关振铎更在三十岁前坐上九龙总区c i d ?的高位，惹来不少羡慕眼光。当然也有嫉妒的声?“大帮”一词八十年代已式徽，但“帮办”至今仍于日常使用。
?cid ：crial vestigation deartnt，刑事侦缉部的简称，音，有人暗骂他是英国人的走狗，被送到英国受训两年，已忘记自己中国人的身分，也有人嘲讽他不过走狗屎运，在十年前的暴动被洋警官赏识，才碰巧获得出入头地的机会。不过，无论是羡慕的目光还是妒己i的恶言，员警都里无人对关振铎的能力有半点质疑。在调查上，他具有真材实料，尤其在七二年受训归来，他的表现愈来愈亮眼。
在车子上，关振铎带着三位下属，正前往南氏大厦。驾车的麦建时探员是四人中最年轻的一个，只有二十五岁，调职cid不过一年。同僚称他做“阿麦”，虽然资历尚浅，但为人机灵，反应敏捷，曾鸟了抓一个匪徒追了十个街口，成功逮捕对方。坐在副驾驶席的，是二十八岁的魏思邦探员，而跟关振铎一同坐在后座的，是绰号“老徐”的徐真警长，事实上，老徐并不老，只有三十六岁，但他的一张脸却像四十多五十岁的老头，被叫做老徐已是多年的事。
关振铎在这次行动起用他们，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三人都能说英语。报案者是不值中文的英国人，如果在场的探员不懂英文，光是翻译便浪费不少时间，更遑论在绑架案中，一不留神便可能导致肉票死亡，纵使警队中报告都要用英文
记录，员警入职亦有一定的英文水准要求，但实际上英文半桶水的警员大不乏人。警队一直流传着一个笑话，有不懂英文的交通警员要撰写车祸报告，说明两车相撞的经过，结果他在报告写上r one car e，one car go，o car kiss。”?，被上司骂个狗血淋头。
“邦，追踪电话的仪器你检查过吗？不会像上次一楼出问题吧？”老徐向坐在副驾驶座的魏思邦道。
“检查好了。”魏思邦简洁地回答，语气带点不满，先前一次行动中，负责仪器管理的魏思邦一时大意，没留意二口监听答录机的保险丝断掉，在关链时间没能把嫌犯的对话录下来，结果多花了一个星期才得到充足的证据，进行拘捕。
“有检查就好。”老徐似是有心戏弄对方，可不能再来一次，人命关天嘛。“一再强调，”这次是绑架案，有什么风吹草动。
“我已经检查了三遍。”魏思邦回头瞪了老徐一眼，说道。
“思思。”老徐噘噘嘴，避开魏思邦的瞪视，望向窗外道：“这儿果然是高尚住宅区，看，大厦都漂亮得要死，只有有钱人居住，难怪歹徒会打这儿的小孩主意。”
“可是，这次的报案人是廉署从英国聘请的调查主任，应该不是什么有钱人吧？”开车的阿麦插嘴说。